老包头商业沉浮:当年还有一家可以与\x26quot;复盛公\x26quot;相提并论的商号

摘要: 老包头商业沉浮:当年还有一家可以与复盛公相提并论的商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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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阔、空旷……

铃铛花寂寞地盛开了一年又一年,不仅很少听到牧人的歌声,就连黄羊也只是偶尔地疾速奔过。

明长城北边的这片草原,是大清王朝赏赐给蒙古部落的游牧场所,即使牛羊再少,也不准许汉人踏入半步。

然而,在灾荒与饥饿的逼迫下,从顺治年间开始,便有一些晋北、陕北的汉人难民,偷偷越过边塞,在蒙古草原私自开垦种地。

紧闭的大门,被胆颤心惊地推开了一丝缝隙,拉开了"走西口"的序幕。

对于出现在草原上的汉人,大清朝廷当然要厉声喝止的。然而,就在此时,噶尔丹叛军的锋芒渐渐逼向京城,区区几十个汉人的越境事件,是暂时无暇顾及了。

康熙年间,皇帝三次亲征蒙古叛军噶尔丹,为保障沿途的后勤供给,特许汉人商队(多为山西商人)随行贸易,从而催生了一个新兴的商人群体——奔波于草原的旅蒙商。

战争结束了,精明的汉人商队却尝到了与蒙古牧民易货生意的甜头,怎么也不肯再离开这片草原。他们用厚厚的银票与委婉的说辞,将封闭的大门慢慢地拉了开来。

阴山南麓,清澈的博托河(东河槽)两岸,先是成为汉人难民的耕耘乐土,随后又成为旅蒙商的驻足之地。

不过,并不是所有蒙古人都对他们展现出淳朴好客的笑容,至少,贵族与喇嘛是把这些汉人视为"蝗虫"的。

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,一则传闻盛行于这片草场:有一个大头喇嘛,名叫麻汗庆,善用火枪打猎野兽,并且喜食人肉,能够通过嗅闻道路之上的尘土,而知道人的踪迹与藏匿之地。一旦将人捕获,立即作法使其昏迷,然后掏出弯柄小刀,慢慢割食。

这则传闻,在民国年间编撰的《绥远省通志》、《包头市志》等史料中,均有收录,可见流行之广与影响之深了。

《包头市志》还记载:蒙人常有暗杀华商之事,往往托名贮烟而抽刀行刺,故当时有不敢以烟囊假手蒙人之语。雍正三年,蒙人兜杀商人于今西北门内(西水沟)之土梁上,商人叩阍请讨,朝廷准领龙票以资保护,商户自是始众。

或许是汉人的生存能力确实足够强大,或许是那些骇人听闻的杀戮本来就是用来吓阻汉人的谣言。反正,汉人渐渐成为这片土地的主角,并迫使土著蒙人陆续迁往偏僻之地或阴山之北了。

此时,朝廷那道"禁止汉人移居蒙地"的命令虽然早已松懈,却并未正式取消,因此,博托河两岸的村落还没有纳入政府的有效管辖之内。

没有官吏的滋扰与勒索,没有朝廷的苛捐杂税,只需向蒙人地主交纳少量租金,老包头早期移民享受了一段"无政府主义"者们倾心向往的日子。
到了康熙末年,博托河附近的东河村、刘宝窑子、臭水井、井坪、西脑包、南海子等地,不仅阡陌纵横、鸡犬相闻,而且店招飞舞、生意兴隆,并不输于内地的繁华村镇。

雍正元年(1723年),朝廷设置归化城理事同知(正五品),隶属山西大同府,管辖境内汉民事宜,这是漠南蒙古正式建制的开始。从此,老包头(东河区)正式纳入了政府的行政管辖之内。只是,归化城官衙(位于呼和浩特市)距离老包头有数百里之遥,"山高皇帝远",朝廷的各项法令与政策,在这个偏远的村落里,得到的是漠视与冷遇。

乾隆四年(1739年),朝廷设置萨拉齐协理通判(正六品),隶属于归化城理事同知厅,由此,行政机构向下延伸,也就加强了对老包头的管理职能。

比起远方的归化城,萨拉齐官衙距离包头就近了许多,从此,身着官服的老爷们,开始了经常性的巡视。他们惊喜的发现,老包头村竟是如此兴盛,朝廷催逼的税与粮,单是此地就可以缴纳大半,为官的重负顿时舒缓了许多。

乾隆二十五年(1760年),萨拉齐升为理事厅。行政级别提高了,意味着要为朝廷效更多的力,收缴更多的钱与粮。于是,各任萨拉齐理事便不免将目光落到老包头村的方向,巡视的次数更是频繁起来。

这一时期,老包头一带已经是村落相邻,傍晚时分,家家炊烟升起,竟会绵延数里。博托河西侧,也形成数条商业街道,百余家店铺熙熙攘攘,出入着四方客商。人多,财多,庙也就多。据说,每逢初一、十五或佛诞日,蜂拥的香客常常会挤掉鞋子。不信,你数一数,单是六平方公里的集市区,就有南龙王庙、北龙王庙、财神庙、关帝庙、马王庙、火神庙、清真大寺及福徵寺(剌嘛庙)。

嘉庆十四年(1809年),萨拉齐厅将老包头由村改为镇。

这个镇里,潜龙卧虎,许多创下商界传奇的晋商正是从这里起步的。山西祁县那座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气派院落,也是由先祖乔贵发的"广盛公"商号(又改为"复盛公")开创基业,从老包头掘下了第一桶金。

复盛公商号的发迹,与乔贵发在商业领域的长袖善舞有关,也与老包头在蒙古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。

当时,归化城是漠南蒙古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中心,也是旅蒙商云集之地。旅蒙商将归化城称为"西口",将张家口称为"东口",作为沟通中国内地与蒙古草原的贸易集散地。无论"西口"还是"东口",与漠南西部各个蒙古部落的贸易,大多需要途经老包头。长长的驼队,搬运着茶叶、皮毛与白银,刺激着老包头商业的兴起。

不过,直到清朝中后期,老包头商业虽然有了长足发展,但远远落后于归化城,甚至比不上萨拉齐。

明清时期,大规模贸易并不以陆路为主。一则,骡马所拉的车辆载重有限,并且行进缓慢;二则,道路崎岖难行,遇到雨雪天气更不知要耽搁多久;三则,沿途官府的关卡林立,还常有盗匪横行。

因此,用大船载货,周行于江河湖海,成为当时大商家的明智选择。于是,沿水各镇多是商业兴旺之地,而水运便利的江南尤其富庶。

明清四大名镇,湖北汉口镇、广东佛山镇、河南朱仙镇、江西景德镇,前三镇皆靠水运贸易起家,景德镇虽然以制瓷闻名,也要通过昌江水路才能行销各地。水运,是四大名镇崛起与繁荣的命脉。

当年康熙西征之时,在黄河沿岸设立了两处官渡——湖滩河溯和毛岱,先是作为军用物资转运基地,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繁华的贸易码头。

漠南蒙古多是草地与荒漠,黄河几乎是唯一适宜通航的水路。与萨拉齐与归化城相比,包头镇更加靠近黄河,占据着地利,只待天时来临,便可迎来了突飞猛进的机遇。 

道光三十年(1850年)七月,黄河暴涨,洪水肆虐,河口镇的湖滩河溯码头被淹没,繁华码头变成一片泽国。无奈之下,各路客商纷纷寻找适宜依靠的码头,以便卸货与交易。包头镇南侧的南海子渡口,水深港阔,又近临镇内诸多商铺,无疑是新港口的首选。短短半月之间,曾经并不热闹的河岸,竟成为一座帆樯林立、商贾云集的兴盛码头。

同治十三年(1874年),黄河改道。设在土默川的毛岱渡口被河水冲毁,奉谕迁往包头镇。 

至此,漠南蒙古仅有的两处官渡——湖滩河溯和毛岱先后废弃,全都移到了包头镇的南海子码头。

包头镇,汇聚着从黄河上游的宁夏、甘肃、青海等地运来的绒毛、皮革及药材,又接纳着从草原地区贩来的牲畜、皮毛,跃然成为集散西北土产的"水旱码头"。




南海子码头的帆墙与羊皮筏(摄于20世纪30年代,摘自互联网)


这一时期,清政府在列强的逼迫之下,签订了诸多"开放贸易、自由通商"的条约。于是,不但内地商家涌到包头进行交易,甚至英商、俄商、日商也赶来开设天长仁、天聚公、新泰兴等洋行。凭借繁荣的商业气象,老包头被誉为"西北重镇"。

此时,包头镇的商业地位已远超萨拉齐,直逼归化城。

提起老包头的商业,人们总会竖起大拇指夸赞一番乔家的"复盛公",接下来,便很茫然了。

当年,在包头镇,还有一家可以与"复盛公"相提并论的商号——"广恒西"。

如果说,乔贵发开创的"复盛公"是晋商成功的典范,那么,牛邦良主持的"广恒西"就是老包头商业沉浮的缩影。


牛邦良,山西定襄人,自幼学商,凭着精明与勤勉,日后成为中国西北的"皮毛大亨"。


西北皮毛大享——牛邦良


光绪十九年(1893年)年末,牛邦良所在的"明远堂"召开三年一度的结账大会。一番核算之后,这家包头镇上规模最大、实力最强的皮毛商号,经过三年颇为兴旺的经营,竟然只是略有盈余。随着业绩的公布,安静的会场顿时喧嚷起来,股东、掌柜及店伙们都流露出惊诧而失望的神情,纷纷陈说着、质疑着。

在大厅的一角,有四个伙计沉默不语,却频频传递着眼神,彼此心领神会地暗暗点头。

一个月后,由于内部失和,"明远堂"正式歇业,从中析出多家店铺。四个伙计没有应邀加入任何一家新店,他们看好包头镇的商业前景,也对自己的能力有着足够的信心,决定组合在一起,开创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。

这四个伙计,是牛邦良、邱才山、郭堆玉与李学庆。凑起来的微薄本钱,根本无力承租店铺,然而,他们还是很用心地为这个组合起了一个店铺的名称——"广恒西"。

很快,包头镇的市面上活跃着四个身影,从南海子码头或从包头各个城门进出的商贩们,只要是驮着皮毛、牵着牲畜,就会迎上这四张谦恭的笑脸。他们用周到的应答、殷勤的帮办,博得商贩的好感,寻找着"跑合生意"的机会。

"跑合生意",就是为买方与卖方牵线搭桥,促成交易之后,从中提取些许佣金,当年叫做"牙纪",现在叫做"经纪人"。

做一个好"牙纪"并不简单,除了嘴巴甜、腿脚勤,更重要的是对经手货物的精通、对市场行情的了解、对买卖双方的揣摩、对成交时机的把握,当然,收取佣金也不能忽高忽低,让老客户心存疑忌。这些道理,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。把本钱、希冀及个人名誉全部押在"广恒西"上的四个人,始终谨慎地把持着这个"尺度"。

到了年终,四人核算,居然获得纯利白银八百三十两!

不知为何,在第二天,这个消息就插翅一般地传遍了整个包头镇。商家们都议论纷纷,有点头咋舌的,也有羡慕叹服的,不少掌柜召集手下的伙计,要他们多学学那四个人的勤奋与苦干。

四个伙计赚大钱的消息,也传到了山西忻县的几个大财东邢保恒、张英士、丁锡珍等人的耳朵里。几人经过反复计议,在东前街上鼎鼎有名的"复成元"饭馆摆下了酒席,宴请牛邦良四人。酒酣耳热之际,几位财东提出,愿意出资白银五千两,托付四人将"广恒西"做强。

"咱们要把广恒西的名气,传扬到整个绥远,传扬到整个西北!"邢财东的手重重拍在了牛邦良的肩膀上。

接下来,是兢兢业业的三年,也是克勤克俭的三年。

光绪二十二年(1896年),"广恒西"的第一个结账期到了。低沉的报账声与清脆的算盘声混响了几个时辰,终于,三年的业绩清晰地呈现出来——纯利五万两白银!

这样的数额,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,"广恒西"店铺内一片欢腾,邱才山兴奋地吩咐大厨房,"去买一只羊、半扇猪肉,还有两大坛好酒,今晚要给大家庆功!"

喜出望外的财东们商定,此次并不按股分红,而是把本金与红利全部留存"广恒西",扩大经营。

跻身商界,如同行船于大海,并不总是一帆风顺。"广恒西"也经历过多次的磨难与凶险,但在牛邦良的苦心经营之下,顽强地发展与壮大起来。

出于扩大影响与抵御风险的考虑,"广恒西"兼营起了绒毛、牲畜及药材,产业链也在不断延伸。为了接待远道而来的客商,办起了客店;为了方便客商贮存货物,办起了货栈;为了让投宿的客商吃喝得舒心惬意,办起了饭馆;为了保障饭馆所用粮油的高质与低价,办起了碾房、油坊;甚至为了给客商提供制衣与缝补的便利,专门聘请了缝纫工匠……




"广恒西"的生意越做越大,周转资金也越来越频繁,为了不受乔家复字号的掣肘,牛邦良又拨款一万两白银,开设了广恒源钱庄。

从清朝末期到民国初期,时局动荡不安,包头镇的商业也先后受到几轮冲击。然而,大致趋势,还是商家不断增多、商业持续繁荣。

民国三年(1914年),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先驱者张相文先生游历老包头,不禁感慨:城内有商店,凡三百余家,洋行亦多行栈,以收买蒙地皮毛,邮电银行机关完备,其商务殷盛,且将驾归化城而上之。

据资料记载:民国十一年(1922年),西北地区、内蒙西部及外蒙古(今蒙古人民共和国)集散于包头的皮毛、药材、粮食、白麻、盐碱、水烟等土特产货物,总数约5000万斤,其中羊毛2100万斤、羊绒430万斤、驼毛800万斤,羊皮、旱獭皮、灰鼠皮等各类皮张244600张,待期外运。

民国十二年(1923年),平绥铁路(即今天的京包铁路)修至包头。长长的铁路,把包头与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——天津连接起来,西北地区的皮毛、畜产、药材等土特产品翻倍涌入包头,然后通过轰鸣的火车转运到天津,再由远洋货轮行销欧美各国。




这一年,长期隶属于萨拉齐厅的包头镇,开始改置为设治局,预备成立县政府。

相对于老包头在中国西北地区赫赫有名的商业地位,其行政级别低得出奇。作为一个镇级行政机构,想要管理偌大的商业城市,官员们显得力不从心。

于是,商人们自发组织起一个商业行会——包镇公行(后来改称包头商会),用大把的银子将官员们供养起来,然后自告奋勇地为他们"分忧解难",大包大揽征税催 粮、修缮设施、赈灾扶困、排解纠纷、治安巡逻,甚至管理着监狱。

在很大程度之上,老包头就是一个由商人自治管理的城市,没有官员们的胡乱插手与荒唐指令,自由竞争、良性发展的商业氛围造就"复盛公"、"广恒西"的辉煌,甚至在民权方面,也远比其他城市有着更多的平等与民主。

翻看包镇公行的档案,一眼便会发现,在历任行首(会长)之中,"复盛公"、"广恒西"的经理们占了绝大多数。这个位置,曾给了他们许多荣耀,还有某些特权。但是,每当遭遇横暴政权之时,他们又成了倍受欺诈的对象。

民国十五年(1926年)1月1日,包头正式改置为县。新任县长带来了几名幕僚,一番考察之后,决意强化行政机构,逐步收回包头商会的权力。

接过某家商号掌柜奉上的"贺礼",县长微笑送客。转过身来,却向幕僚发话:"商人嘛,做做生意还行,混官场还是不够老辣的。嗯,这样吧,就给他一个县参议的虚衔吧。"

商人的自治权力,终于被政客取消,老包头商业的鼎盛也定格在了这一年。

然而,更遭糕的事情接踵而至,比县长还要强势百倍的大人物就要来了。

不久,"基督将军"冯玉祥率领国民军陆续撤至包头,先后逗留了一年多时间。驻扎军队的粮秣薪饷全部向包头商会摊派,临行前又强借480万元巨款,直接钱货达损失3000多万元。

对于这个商业重镇,最大的打击,还是军阀混战带来的贸易萧条,商路受阻、货源流失、合作伙伴也断了消息,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。

经过这场劫难,乔家"复盛公"元气大伤,开始走向衰落。

当时,牛邦良身任包头商会会长,因商务繁忙,由李学庆代表办公。打算西撤的国民军缺粮缺饷,急红了眼,派出大刀队紧紧跟在李学庆身后,逼迫他各处摊派索款。在军人的呵斥下与商人的白眼中,李学庆苦苦支撑了三天,竟一命呜呼了。

民国二十二年(1933年),曾经炸开乾隆皇帝与慈禧太后陵寝的"东陵大盗"孙殿英率领四十一军开赴青海,7月途经包头,年末还未离去。虽然只有短短数月,却也祸害包头商民不浅。临行之前,孙殿英唤来包头商会会长董世昌,强令提前收缴1934年的各项税款,并强征汽车、驼队与人夫随军同行。

董世昌(董五三),于1930年从退居养老的牛邦良手中,接任广恒西经理。殚精竭虑数年,刚刚使广恒西从"基督将军"冯玉祥的强索之下缓过劲来,又遭到"东陵大盗"孙殿英的盘剥,真是苦不堪言。

财大气粗的商人,享受着常人无法企及的奢华与气派,但在强权者的眼中,也不过是屠案上待宰的羔羊。秀才遇到兵,只是有理说不清;商人遇到兵,常要被剥得只剩内裤。

然而,商人有着与生俱来的坚韧,两场兵灾,并未让他们消沉。不过数年,包头商业奇迹般地开始复苏,街市上依旧车水马龙,酒楼里依旧欢声笑语。



老包头的前大街


董世昌放下手中的账簿,满意地点点头,他在屋内踱着方步,开始构想如何再造"广恒西"的荣光。

窗外,夜色迷离,董世昌没有料到,侵华日军的铁蹄即将踏破中华大地、踏碎他的事业之梦。

1937年10月17日,包头沦陷。

占领包头的日军,并未继续向西挺进。包头,成为侵华日军与中国军队交锋与相持的前沿,西北商路从此被阻断,曾经的"水旱码头"变得萧条冷落。

包头成立了伪市政府,大权牢牢把持在日本人的手中。为了支持"大东亚圣战",日本人在经济领域实行严苛的管制与掠夺。"复盛公"与"广恒西"的大量货物被低价强购,不少店铺也被强行吞并,只留下一副空架子,在漫长的八年时光之中,苟延残喘。

1939年冬至1940年春,国民党傅作义部队连续发动了包头、绥西、五原三大战役,使侵华日军遭受惨重伤亡。战后,日军展开大规模搜捕"奸细"行动,包头商会会长董世昌、副会长郗相国等人被认为有"暗通中国军队"的嫌疑,身陷囹圄。不久,董世昌等人被杀害于张家口东山坡刑场,为沦为亡国奴的中国商人描下了一笔悲情。

终于,日本投降了,寒冬总算熬了过去。

在举国欢腾之中,"广恒西"经理覃锡树奋笔疾书,一封封快信发给宁夏、甘肃、青海等西北地区的供货商,也发给北平、天津等华北地区的收购商。

书信之中:他先是振奋于倭寇纳降,以为中华强国的机缘已经来临;接着,又兴奋于平绥铁路复通、黄河水运也再无阻碍;最后,殷切叮嘱曾经的合作伙伴再续商贸往来,大展鸿图于新时代。

覃锡树的信件,很快得到了回应,西北与华北的商人们并没有忘记这座曾让他们发迹与生财的小城。1946年,"广恒西"经手交易的皮毛,竟远远超过抗战前的数量。

商业中兴的希望,在覃锡树心中,在每个老包头商人心中,熊熊燃烧。

可惜,这一切,不过是老包头商业濒临绝境的回光返照。

国共双方开战了,隆隆炮声再次阻断了商路,喧闹的街市再度陷入寥落。一个孩子走过曾经诱人口水的糕点铺,隔着紧闭的门板嗅了一嗅,"呀,还有些点心的香味呢!"他仰起脸,期待的目光却碰到了母亲憔悴的眼神。

那样的糕点,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他未能尝到……

解放了,"广恒西"复业了。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,一个用纯粹商人眼光所无法理解与看透的时代,街上的店铺一天天地稀少下去,覃锡树迷茫了。身后,一群年轻人正雄纠纠地走过,"打倒剥削者,清算资本家"的口号飘荡在街头。

1953年,"复盛公"正式歇业;1956年,"广恒西"在公私合营的大潮中,变身为新华毛织厂。

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成为绝对主导,自由竞争被排斥了,曾经孕育出众多商界精英的土壤也变得贫瘠了。——老包头从此蛰伏,等待着复苏。

多年之后,当改革开放刚刚飘出第一缕春风,就被老包头人(东河人)毫不犹豫地抓住。在包头,第一批摆地摊的是东河人,第一批搞批发的是东河人,第一批集资建商城的还是东河人。

这片土地,商业精神从未泯灭!

然而,事过境迁。老包头,还能再涌出乔贵发或牛邦良那样的商界奇才吗,还能再拥有复盛公与广恒西那样的知名财团吗?

我们,拭目以待……


作者简介:阴山小虫,内蒙古包头人,一个四十多岁的老男人,为了一份初心、一份梦想,辞职从事多年的医药行业,转身成为自由张扬的文化玩家。愿以"行千里路,读万卷书"为心旨,感悟文化,修行自己。路虽远,行则必至;事虽难,做则必成。 



来源:银山小虫|自由发综合整理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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